我想这种广泛的解释其实很好，跟儒家和中国传统思想对心的理解一样，心不止是我们的理性反思，同时也是情感的一个来源，思本身也有情感的一面，也有感觉。
当然，现代新儒学理论的缺陷已经暴露先验哲学的进路不能重建内圣，因此要通过思考内圣何以可能，找到新的思想途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新儒学是依现代主义进路建构的一种先验哲学。
我们知道，内圣作为本体，乃是绝对主体性观念，而任何主体性观念都是对社会主体的外在投射而形成的抽象概念。例如，孟子——魏晋玄学——阳明心学——泰州学派，这些思想都富有个体观念。众所周知，儒家经典不具有类似基督教《圣经》的神学意义，即如荀子所说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对此，我们虽然没有现成的儒学理论可以照搬，但不意味着要放弃儒学传统，移植现代西方的理性个体观念。事实上，面对现代性的诉求，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可返，现代新儒学只是继承了传统的儒学理论，而没有真正继承儒学的传统。
当然，现代新儒学还没有完成本体论上的现代转化，这点一会儿再谈。[2]参见林安梧《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收入《当代儒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页。如果有偏远地区的族群对我们不服气，我们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修明文德，通过德行的影响而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成为我们的朋友。
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观是非线性的，并不追求直线式的进步或增长。君在儒家话语里面就是圣者（只有圣者才可以为君），师就是贤者，合起来就是为圣贤尽孝。其实，在儒学的综合创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儒学的综合创新如何处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 李：其实刚才讲到梁漱溟先生的时候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当然，由于现代化源起于西方，西方式的现代性肯定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不同意那种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你不可能像推行市场经济一样把西方的基督教信仰直接拿过来，那是不可能的。
而这样一些成分可以成为我们面向未来逐渐成就我们自身现代性的思想根芽和资源。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运转而且能够与其价值系统相协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是西方自本自根自己发展出来的，其存在形态与自身文化价值精神相一致。然而，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中国的悲惨景象：中国军队动用了20万，英国军队前后只有不足万人，且英国军队远离本土，只能够从印度补充给养，而最终中国军队大败。他认为：欧洲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有两个思想源头，一方面受希腊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国思想的影响。
有人提出中国式的管理模式，所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则是立足于内在激励。这么一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得到彰显，即如果认定有内生现代性，那么这个内生现代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西方已经生成的现代性。郭：近现代以来，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乃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期间新鲜空气夹杂着苍蝇蚊子同时而至，您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在今天儒学的综合创新中如何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弊端？ 李：正像师夷长技以制夷构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所显示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确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学热所具有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如果是负面的示范，那就不可能指望大众能够真诚信仰。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这条道路此路不通，改变中国还得靠共产党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基本手段的革命。
编者按：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还是本土内生的？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儒学将会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儒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大家知道，早期启蒙说最早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中经张岱年先生、侯外庐先生的进一步阐发，后由萧萐父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总成其说。
唯物的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的就是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解析方法，理想的所指的是中国哲学传统。梁漱溟讨论的这一问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促成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堪称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后为成就中国的现代性奠定的重要基础。罗素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到过中国，曾大力赞扬中国的土地耕种了几千年还能继续使用而批评欧洲的土地几近枯竭。更为基本的是如果地球上这么多人都达到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人类还能存在多久都很难讲。习近平主席今天讲中国自古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没有向外侵略的文化基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性，即中国传统非人格神的信仰系统很容易与别的信仰系统兼容。
我也并不认为应该简单地坚守传统儒学的特质，而应该通过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确立新的更好的价值系统。这就是当年梁漱溟先生讲的：中国传统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但是，互相制约并不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之所在，或者说并不是我们文化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学说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中被称为大同学，大同就是《礼记·礼运》所讲的大同社会。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在未来如果要真正走向一种共同的组织框架的话，这个经验只能在中国文明中寻找，虽然欧洲文明充满活力，但它指向分裂，而早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精神与智慧。第二为圣贤、为社会尽孝，即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左传》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这恰恰缺乏同情怜悯之心，而中华文明首先强调大家之间互尽义务，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就是同情怜悯之心，不仅将其作为五常之一，更是作为五常之首。还有家庭观念的变化，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现在不少人选择丁克家庭。比如有政党就得有阶级，有共产党就得有共青团、少先队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追求与西方完全不同。就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翔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飨读者。
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一年（1893年）出生的，但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的忘年交。中国文化的理想形态很高，对理想的描述是非常美好的，但现实却又有其丑陋的一面。
有一种说法，如果全球都变成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几十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价值理性层面的东西不能像工具理性那样直接拿来，价值理性的塑造一定是一个长期融合的过程，而绝非简单的照搬照抄，否则一定会水土不服。
这这个意义上，既不是已经有一个内生的现代性，也不是最终完全从西方移植，而是说传统内部只具有一些根芽，而哪些根芽能够最终参与到我们现代性建构过程之中，还要等到历史本身来回答。这就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西方人不会说我的生命是父母给我的，所以要对父母感恩戴德，他们只会把对生命的感恩戴德仅仅指向上帝。第二个是文化生命或社会生命的根源。
虽然成熟的市场经济是非常讲诚信的，但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初步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也完全可能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借鉴。
价值系统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信仰，所以信仰必然要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基本精神。为什么在西方父亲和儿子完全可以平等呢？就是因为西方的上帝观念，因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社会权利方面父亲和儿子是完全平等的。
把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完全归结为是受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外在冲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不用多说它。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实际上导向以整体为本位的、以倡导互相为对方尽义务为主要伦理规范的价值指向不同。